作者：詹姆斯·凱瑞
報告人：魏琪、任昭璇，合肥大學語言文化與傳媒學院2024級新聞與傳播碩士研究生
一、 引言
該書分為兩部分，即傳播與文化和技術與文化。作者系統闡釋了其傳播觀，并反對美國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，他認為應該將傳播看成文化，聲稱自從其踏進傳播領域，就發現傳播學的主導研究范式是一種行為主義和功能主義的研究。作者在該書中比較了傳播研究中行政學派和批判學派之間的爭論，認為爭論本質涉及客觀主義和主觀表達的關系。
本書以文化研究為視角，重新審視傳播的本質與社會功能，突破了傳統傳播學“信息傳遞工具”的功利框架，提出傳播的核心是文化意義的構建與社會秩序的維系。通過對多學科理論的整合與歷史案例分析，揭示了傳播技術、文化實踐與社會結構的深層互動關系。
二、 作者簡介
詹姆斯·凱瑞（James W. Carey）（1934-2006）是媒介理論家、批評家，以及美國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。他曾任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-香檳分校傳播學院院長、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生院教授，并被譽為“美國本土的批判學者”。其著作有《作為文化的傳播》《電視與新聞》《轉變時代觀念》。詹姆斯?凱瑞的傳播學研究開始在20世紀50年代，他的思想深受杜威和芝加哥學派的影響，在拉扎斯菲爾德的效果研究模式盛行的背景下，他提出傳播“儀式觀”，開辟了傳播學研究的又一途徑。
三、 核心內容
（一） 傳播的文化研究取向
杜威的傳播觀：杜威在《經驗與自然》中提出“傳播是最為奇妙的”，其“傳遞觀”強調信息的有效傳播與控制，而“儀式觀”則更關注共享信仰和身份紐帶。這兩種觀念在美國文化中相互影響，但學術界對“儀式觀”的重視相對不足。
文化的重要性：盡管科學在現代社會占據主導地位，但文化的意義并未因此被削弱。傳播的“儀式觀”反映了對有序社會文化的追求，如宗教活動中的集體儀式便體現了共同身份的紐帶。
傳播與文化的關系：通過比較“傳遞觀”與“儀式觀”，文章指出傳播不僅是信息工具，更是文化深層意義的體現，強調了文化對社會整合的重要性。
（二） 大眾傳播與文化研究
通俗文化的爭論：二戰至朝鮮戰爭期間（1940s-1950s），美國學術界圍繞通俗文化的性質展開激烈討論。德懷特·麥克唐納等保守派認為通俗藝術侵蝕傳統文化，C·Wright Mills等左派則關注其對權力結構的影響。
傳播學的局限：傳統傳播學研究忽視了文化與社會的關系，導致對藝術與社會生活的理解不足。例如，好萊塢電影的興起被批評為商業化對藝術的侵蝕。
文化理論的發展：隨著爭論逐漸平息，焦點轉向現代社會結構與權力統治，文化理論開始深入探討傳播的社會功能。
（三） 對“大眾”和“媒介”的再思考
理查德·羅蒂的詮釋學：羅蒂主張通過會話解放思想家，促進學者間的相互理解。他反對執著于普遍真理，而是提倡文明互動，形成新的社會聯系。
電報的影響：電報作為19世紀的重要發明，擴大了人際傳播范圍，創造了新的社會關系形式。例如，電報使跨洲通信成為可能，促進了商業和政治領域的高效協作。
笛卡爾與維柯的立場：笛卡爾強調起點的偶然性，而維柯則關注表現主義的客觀性，兩者共同表明現實由人類行動造就。
（四） 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
知識的性質與目的：大眾傳播學者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傳統框架的束縛，尤其是功利主義的解釋模式。文章呼吁重新審視社會秩序與行為動機的聯系。
文化研究的價值：文化研究方法能重新定義自我，關注媒介效果與功能的討論，推動文化概念的深入理解。例如，韋伯的“文化科學”強調人類行為的主觀性與社會結構的客觀性。
未知領域的探索：文化研究的勇氣在于追求未知領域，挑戰現有研究方法的限制，以揭示真理與知識的不確定性。
（五） 電子革命的神話
桑頓·懷爾德的《第八日》：小說描繪了1900年慶祝世紀之交的場景，反映美國人對變化與希望的期待。“第八日”象征新紀元的到來，強調對未來充滿信心。
電子技術的信仰：麥克盧漢認為電是人類的偉大施主，推動社會變革；布熱津斯基則強調電子技術的轉型使命，認為技術應實現民主與技術的兼容。
地方文化的侵蝕：盡管電子技術帶來機遇，但也引發了地方文化的侵蝕問題，例如全球化語境下本土語言和傳統的消逝。
（六） 空間、時間與傳播手段
哈洛德·英尼斯的傳播理論：英尼斯的著作《傳播的偏向》《帝國與傳播》展示了傳播技術對空間與時間的深遠影響，例如印刷術改變了知識保存方式。
反冷戰立場：英尼斯不僅關注傳播技術本身，還捍衛大學的傳統，表達對冷戰政策的批評態度。
北美文化的獨特性：英尼斯的理論體系反映了北美文化的獨特性，強調學識與民族文化的關聯。
（七） 未來的歷史
F.L.Polak的未來觀：Polak在《未來的幻象》中探討了人類對未來的迷戀，認為現代科學技術與精確計時設備的興起增強了預見能力。
樂觀主義復興：未來被視為進步、和平與民主的時代，公眾通過對未來的激勵抵制對過去的興趣。例如，經濟蕭條時期人們仍對未來抱有希望。
虛假意識：南文斯指出，信仰的統一可能成為逃避現實問題的“虛假意識”。
（八）技術與意識形態：以電報為個案
亨利·亞當斯的自傳：描述了18世紀波士頓與電報、鐵路等科技進步的聯系，標志著新英格蘭上流社會的工業化進程。
電報的變革：電報改變了信息傳遞方式，成為商業工具與思考工具。例如，西部聯合電報公司壟斷了電報控制權，推動專利爭端。
社會互動的變化：電報不僅影響傳播與運輸的關系，還重塑了社會互動與意識形態，成為科技進步的分水嶺。
四、 研究范式創新
1、批判功利主義框架
呼吁超越“媒介效果”量化研究，關注傳播如何通過文化實踐建構社會現實（如韋伯強調行為主觀性與結構客觀性）。
2、倡導跨學科對話
羅蒂詮釋學推動學者通過“會話”解放思維；笛卡爾與維柯哲學佐證“人類行動創造現實”。
3、堅持文化自主性
在科學主導的時代，重申文化對社會整合的核心價值（如電子時代仍需守護地方性知識）。
五、 啟示與反思
本書預言了數字時代的核心命題：當算法媒介進一步延伸人類感官（麥克盧漢），我們更需警惕技術決定論的陷阱。追問：媒介全球化是否必然導致文化同質化？如何通過傳播實踐平衡技術理性與人文價值？正如英尼斯對冷戰政策的批判所示，傳播研究必須保持對權力結構的警覺，方能在技術狂潮中守護文化的多樣性與人的主體性。
六、 結語
合上《作為文化的傳播》，仿佛經歷了一場關于“意義”本身的深刻對話。它有力地剝離了傳播學長久以來披掛的“工具理性”外衣，將其內核“文化意義的創造與維系”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。詹姆斯·凱瑞的洞見如同一把鑰匙，打開了理解傳播的新維度：它不僅是信息的“傳遞”，更是社會得以凝聚、身份得以確認、現實得以構建的“儀式”。
編輯：魏琪、任昭璇
初審：劉露
復審：許婧
終審：查金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