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操瑞青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
出版：2024第四期 中國社會科學
報告人：紀冰潔，合肥大學語言文化與傳媒學院2024級碩士研究生
一、 引言
論文聚焦19世紀西方“newspaper”傳入中國后的命名轉譯過程（“京報”→“新聞紙”→“新報”→“報”）。以譯名變遷為視角，深入剖析中西媒介如何通過“互為闡釋”建構起中國社會對該媒介的獨特認知。研究揭示：每一次譯名更迭都調動了本土溝通文化的相關范疇（如媒介分類、信息源標準、歷史敘事），折射出認知邏輯的轉變，并最終闡明“嵌構式生成”這一跨文化交流的核心機制旨在通過譯名流變，理解中國近代報業實踐特色形成的深層文化邏輯。
二、 作者介紹
操瑞青，男，1991年7月生，南京師范大學新聞學博士，現為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、新聞系主任、民國新聞史研究所副所長。主要從事中國新聞史等領域研究，尤其關注晚清民國的報刊史議題。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項；在《中國社會科學》《新聞與傳播研究》《國際新聞界》《新聞大學》等權威期刊發表獨作和一作論文10余篇；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、三等獎各1項，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（人文社會科學）青年獎1項，全國新聞傳播學優秀論文獎2項；學位論文《有聞必錄：一個中國新聞口號的興衰》被評為江蘇省新聞傳播學科的第一篇省優秀博士論文。
三、 研究方法
文章主要使用文獻分析法，通過系統梳理19 世紀中西交流相關的文獻資料，包括英華字典（如馬禮遜《英華字典》、衛三畏《英華分韻撮要》）、傳教士著作、中文報刊（如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》《申報》）、官方奏折（如林則徐奏折）、文人日記（如薛福成日記）等，還原 “Newspaper” 譯名從 “京報”“新聞紙”“新報” 到 “報” 的演變軌跡。
四、 創新點
創新一：提出“嵌構式生成”理論框架
突破單向“文化移植”或“本土化”范式，創造性提出中西媒介認知通過雙向互釋（以西釋中/以中釋西）實現動態嵌合。如：
l 西方用gazette闡釋京報時，反向塑造了自身對華認知；
l 中國用“轅門報”翻譯newspaper時，重構了本土媒介分類邏輯。
創新二：揭示譯名背后的認知機制
發現譯名變遷是媒介分類思維的實踐載體：
l “新聞紙”借民間單頁印刷品之名，激活周期性媒介認知；
l “新報”依托官民二分框架，建構公眾性話語；
l “報”通過歷史溯源將京報形塑為newspaper的本土源頭。
五、 全文梳理
（一）研究問題
此后學者多次探索該問題，既有成果雖勾勒出譯名變化的外在表現，卻長期未解決最核心難題，即newspaper究竟在何種認知邏輯上會被轉譯為中國的 “報”?
在本篇論文中作者將解決兩個核心的問題：
1. 西方命名為newspaper的媒介為何被譯為不同的中文名稱？
2. 譯名變遷為中國讀者理解外來媒介建構起哪些不同于西方的認知？
（二）譯名變遷的四個階段
1. 第一階段：“京報” 與中西媒介互釋的起步（1820s）
一方面,西方newspaper與中國京報等媒介在面向各自社會的跨文化互動中互為構成。京報進入西方要被newspaper、gazette等概念加以翻譯和闡釋(以西釋中)，newspaper進入中國則要被“京報”“轅門報”等概念加以翻譯和闡釋(以中釋西)。另一方面，不同闡釋取向凸顯出不同文化在認知過程中的主導地位。
“以中釋西”凸顯出中國溝通文化的主導。前文提到，newspaper和gazette在西方本有差異，且屬于泛指和特指之差異。但當它們被區分翻譯為“京報”或“轅門報”后，這種差異變成信息來源之不同，媒介認知悄然轉變。反之，“以西釋中”凸顯出西方溝通文化的主導。
比如，乾隆年間的來華傳教士錢德明（Jean-Joseph-Marie Amiot）即指出，最初將京報傳入西方時賦予了它gazette譯名，導致西人對京報認知出現偏差，認為它和18世紀西方公報媒介類似，夾雜著“輕率的猜測、錯誤的推理和荒謬的流言”，但事實并非如此。
上述機制揭示出文化互鑒的首個基礎特征，即自主性。不同社會的語言符號是文化自主性發揮作用的核心方式，事物的跨文化交流應當積極嵌入對方的語言體系。傳教士等來華西人很早意識到這一點，他們曾仔細討論漢語的語言特性，指明在中國傳播西方思想觀念需要“披上本土的外衣以正確展示出來”。
2. 第二階段：“新聞紙” 與媒介形態的本土認知（1830s-1850s）
鴉片戰爭前，在華西人極力探查中國情報時，注意到中國民間偶爾出現的“新聞紙”，指明其“在重大事件發生后沿街兜售”。至此，在京報、轅門報之外，西人接觸到另一種本土物質媒介。
在中國媒介的多方參照下，西人挪用民間印刷品之名“新聞紙”稱作為newspaper的新譯名——這一譯名更能凸顯西方大眾媒介的某些文化特性（出版方式的周期性、信息來源的民間性以及表達內容的寬泛性）。
上述史實表明，跨文化交流中的參照對象長期處于變動之中。參照行為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復雜、動態且多元的過程。人們常在不同對象間穿梭，尋求更契合的互釋方式。并且，參照對象的轉變代表著文化互釋重心的轉變，新對象遷移、放大，新增甚至掩蓋了外來媒介的某些文化特征。
以民間新聞紙為參照，作為newspaper新譯名時，就把西方溝通理念嵌入了中國，動搖了國人原有的文化認知。此前國人不會將溝通媒介是否周期出版、信息來源是否屬于民間、表達內容是否寬泛等視為重要問題，此后逐漸轉變。
譯名“新聞紙”凸顯出文化互鑒的另一特征，即多元參照性。
學術界誤解該譯名，正是未意識到它是newspaper參照另一本土媒介的結果。參照活動是符號轉譯得以實現的手段，一種文化中的事物要在另一種文化中被交流，必須與后者廣泛參照，并可能率先被呈現為后者的多重面貌。
3. 第三階段：“新報” 重塑公眾性特征（1850s-1870s）
維持newspaper媒介的報道實踐要調動西方溝通文化的整套概念，它們都要被置于中國溝通文化的本土概念網絡中才能被闡釋。其中最重要的本土概念，便是“報”。
“新報“之”報“。“報”在古代是動詞“告知”含義，近代可作為名詞使用，基于論文中從古到今的變化的梳理，可以看出新式刊物的核心實踐——報道新聞——一種告知行為，推動了”新報“等與”報“相關的概念發生轉型。
“新報”之“新”。“新報”的興起，在于它重新關聯了被“新聞紙”譯名區隔開的newspaper和京報，將西方媒介某些新的文化特征再次嵌入本土社會。“新”指的就是西方大眾媒介的一個核心屬性——公眾性（public）。公共性是大眾媒介最重要的社會功能，其做法是報道公共事務、發表公共意見等。在京報等本土媒介參照下，西人以“新報”之名向中國讀者闡釋了外來媒介獨特的公眾溝通功能。
譯名“新報”的確立，以一種全新的認知視角將西方newspaper嵌入中國社會。它建構起中國新式報刊獨特的公眾溝通特征，為理解新式媒介的公共溝通功能提供了最基礎的認知框架（“官方-民間”的結構化思維），對中國溝通文化形成很大沖擊。
可以看出，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重塑了互動中的文化雙方。在與外來文化互鑒融通中，本土文化通常會被創造性改變。
4. 第四階段：“報” 的轉型與媒介歷史再闡釋（1870s-1900s）
譯名“報”的確立代表著交流互鑒可能形成的最大沖擊，可徹底瓦解以古代之“報”為核心概念搭建的原有媒介體系，塑造出近代中國新溝通文化。
“報”出現的原因之一：文化交流互釋帶來的“西報中源”觀
19世紀早期，西人便以newspaper歷史審視京報，“以西釋中”取向令西人驚嘆京報存在的歷史久遠。19世紀中后期，國人也意識到這一觀點，開始“以中釋西”反向闡釋newspaper的歷史。
國人的“以中釋西”突出表現為“西報中源”觀。國人稱邸報是最古老的報紙，甚至強調newspaper是借鑒邸報而來。譯名“報”迎合了國人的文化心理，為外來媒介成功鑲嵌了本土源頭。
“報”出現的深層原因之二：新媒介的本土實踐推動
1874年《循環日報》創辦后，國人開始踴躍從事報刊事業。戊戌變法時期，國人掀起辦報高潮。這批報人面臨雙重任務，既要吸納士人讀者，又要在以京報為代表的傳統溝通制度下尋求合法性。
當時可行的辦法就是，將新舊媒介融為一體，把后者轉化為前者的源頭，為讀者和官方接受新媒介給出了歷史性的理由。
自“報”之后，newspaper譯名得以固定。它將交流互鑒形塑的媒介認知完整嵌入中國，通過自我轉型方式帶來新的溝通文化，有別于同時期西方，也有別于古代中國。
從這一過程，可以看出兩種文化互鑒融通的最劇烈后果，莫過于一種文化推動另一種發生整體轉型。這種轉型不是某種文化將自身內容直接添加到另一種文化上，而是后者在前者影響下，不斷容納前者并從內部調整自身，最終在后者內部促成結構性轉換。轉型后的文化體系及不等同于轉型前的本土文化，也不等于推動其轉型的外來文化，它雖然同時保留兩者的某些特征，但實際上屬于交流互鑒催生的新產物。
六、 結論與啟示
（一）上述研究問題
1. 西方命名為newspaper的媒介為何被譯為不同的中文名稱？
2. 譯名變遷為中國讀者理解外來媒介建構起哪些不同于西方的認知？
（二）問題的回答
1. Newspaper譯名變遷源于中西媒介的互參互釋
2. 中西互釋建構起國人對新式報刊的獨特理解，為近代報業的特色化實踐奠定了基礎。
（三）思路分析
第一，與京報等古代媒介的文化參照和讀者競爭，讓中國新式報刊的媒介形態有著內在生成邏輯。
第二，受古代溝通實踐影響，近代報業的公眾溝通功能嵌入在“上（官方）—下（民間）”對應的二元認知框架中。
第三，將“報紙”媒介納入中國溝通文化加以闡釋，為其不同層次的認知理念涂抹上本土色彩。
（四）啟示：“嵌構式生成”的文化邏輯
作為中西互釋的產物，newspaper譯名變遷更折射出中外文化互鑒融通的一項基礎邏輯，作者稱之為“嵌構式生成”。
l 核心定義：
嵌構式生成：指兩種文化在交流中，通過將彼此元素嵌入對方的語言體系、認知框架和實踐邏輯中，形成雙向互構，最終催生出既非完全本土、亦非完全外來的新文化形態。這一過程既保留原有文化的自主性，又推動其內在轉型。（就像用不同顏色的毛線編織毛衣——兩種文化像毛線一樣互相纏繞、交織，最后織出一件既有原來顏色，又有新圖案的毛衣）
l 邏輯特征：
1.互嵌性
外來文化需嵌入本土文化的內在理路。例如，“新聞紙”譯名成功的關鍵在于其與中國民間單頁新聞印刷品的實踐結合，而非單純模仿西方術語。反之，京報被西方譯為“gazette”，也需適應西方對官方公報的認知框架。
2. 動態互構
文化元素在交流中不斷調整和重構。如“新報”取代“新聞紙”，源于西人辦報實踐中對中國“官方—民間”二元思維的適應，將公眾性（public）轉化為中國化的政治溝通框架。
3. 系統性轉型
文化體系整體發生結構性變化。例如，“報”的最終確立不僅改變了單個詞匯的語義，還瓦解了中國傳統的媒介分類體系（驛報、塘報被棄用），衍生出“報紙”“報館”等新概念，形成近代媒介認知的基礎。
編輯：紀冰潔
初審：劉露
復審：許婧
終審：查金萍